手续费收入5倍于息差,资产质量承压

T - (原标题:拆解万亿互联网“信贷聚合模式”:小贷手续费收入为何5倍于息差) 一张互联网小贷牌照,既可以放贷数百亿,更可以刷出5倍于利息收入的手续费。这一玩法,在2018年以来逐渐浮现并规模猛增,但其受到注意,还是由于近期的“套路贷”整治,大数据风控和网络爬虫清理,数个“大数据”公司被警方搜查。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取的内部数据,揭示了这一玩法的“新花样”。在互联网贷款产业链上,当前流行的玩法是“信贷聚合模式”,即助贷或联合贷款,由蚂蚁金服、平安普惠、度小满金融、微众银行或新网银行等金融科技机构牵头或撮合,引入大数据风控、担保增信、银行等资金方。这条产业链的参与方各取所需——银行获得个人贷款息差、金融科技机构继续掌握流量入口,并实现“科技输出”。其结果是,原本以互联网小贷牌照放贷的金融科技机构,手续费的收入远超贷款息差,“一张小贷牌照放出千亿贷款”的旧模式已成过去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取的数据显示,2019年1-6月,蚂蚁金服旗下蚂蚁小微小贷的手续费净收入接近14亿元,远超2.5亿的利息净收入。平安普惠旗下的平安小贷,去年利息净收入7.28亿元,但手续费和佣金收入达28亿元,使得该公司“缩表”40%的同时,营收增加了近29亿元。“助贷的风险是跨地域、跨机构的。实际上,助贷机构作为实际风险管理者,不承担风险,不受资本约束,利益冲动下,追求规模是必然选择。”一位助贷机构负责人坦言。对中小银行而言,通过金融科技机构,以助贷或联合贷款方式投放贷款,几乎是“上量容易、不良又低”的不二买卖。但是,除却头部机构,“隐性兜底”问题在信贷聚合模式中始终如影随形,银行沦为纯粹的资金提供方。对于中小银行,采用大数据风控管理单笔贷款风险,实际上缺乏操作的基础,导致各银行各种办法规避监管,表面合规。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反问,信贷聚合模式下的数据安全和风险认定,“和过去的联保业务有什么差别?”11月12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监管部门一直密切关注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金融科技平台的资金、技术等各类合作。对此,监管部门一方面持开放态度,允许银行业务经营有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密切关注“助贷”业务的潜在风险,比如科技安全风险、KYC风险、信誉风险等。肖远企还强调银行必须将“合规、风控”等核心业务掌握在自己手中。11月25日,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经过近年来的专项整治,网络借贷机构数量大幅减少,互联网金融风险有所收敛。2018年末,互联网金融行业个人贷款余额(统计口径包括网络平台借贷、网络小贷、互联网消费金融和赊销)同比下降22.7%,增速较2017年下降63.6个百分点。信贷聚合模式信贷聚合模式一般为:由金融科技公司搭建开放平台,将获客、数据、风控、增信、资金等业务节点中银行、保险等机构接入。实际上,通过互联网公司而非自己APP放贷,是近两年城商行、农商行转型“大零售”的一个不二法门。不过,尽管互联网消费金融如火如荼,但规模究竟有多大,并无权威统计。目前,业内普遍认为规模比较大的从事联合贷款/助贷业务的机构包括蚂蚁金服、微众银行和平安普惠。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联合贷款从2016年开始兴起,既是由于P2P网贷、现金贷整顿,使得金融科技平台转向从机构获取资金,也是银行对公业务不良上升,需要借助消费贷款提升业绩的双重后果。“放量很快,半年就可以冲到上百亿,不良还低。”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如是表示。不同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打法有所不同。蚂蚁金服在2015年推出“互联网推进器”计划,引入银行、理财和保险机构。例如,邮储银行与蚂蚁金服和腾讯在合作提供线上消费金融服务并搭建线下新零售体验中心。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指出,互联网金融借贷近年来发展尤其迅速,在弥补传统金融服务不足、便利居民借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部分居民利用互联网金融征信不完善,过度借贷,造成逾期无法偿还。那么,互联网贷款的规模到底有多,资产质量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蚂蚁金服旗下的主力消费信贷产品——蚂蚁花呗,目前账单分期、交易分期的户均贷款大约为1600元、2500元。资产质量方面,截至6月末,蚂蚁花呗整体逾期率1.54%,不良率1.16%。微众银行的“微粒贷”,模式是建立同业合作模式下的“联合贷款”合作放贷,到去年8月累计放款超过万亿元。截至去年末,微众银行有效客户已经超过1亿人,不良率为0.51%,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平安普惠的主要模式为“普惠信贷聚合模式”,引入场景方、增信方、资金方等信贷业务产业链。截至6月末,借款对象包括1100万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的普惠金融人群。实际上,在联营贷款引入银行等机构资金之前,蚂蚁金服、平安普惠主要通过旗下互联网小贷牌照放贷,但小贷牌照受到资本金的限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蚂蚁金服旗下蚂蚁小微小贷在今年6月末的贷款余额刚超180亿元,上半年其利息净收入仅2.5亿元,但其手续费净收入接近14亿元,净利润达4.5亿元。平安普惠旗下的两家小贷牌照,也是类似的营收结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同时获悉,以平安小贷为例,2018年,平安小贷利息净收入7.28亿元,但手续费和佣金收入达28亿元。而在2017年,其利息净收入为12.86亿元,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仅为129万元。其结果是,截至2018年末,平安小贷总资产132.78亿元,同比大幅减少40.11%;但是,2018年度营业收入38.30亿元,同比大幅增加28.91亿元;净利润17.9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03%,同比增加1.79个百分点。三波整治上述互联网贷款产业链,实际上是在获客/场景、数据风控、担保增信、资金来源等关键节点互相配合。这其中,蚂蚁金服、平安普惠、微众银行等金融科技机构手握场景、流量入口,需要引入外部资金解决资本金不足(银行、小贷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负债端来源受限的难题。而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主的中小银行则需要做厚利润冲抵不良。经由这一互联网贷款产业链,包括天津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借助该模式实现个人消费贷款金额突增。例如,上海银行的互联网消费贷款2018年末达1095.1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68%,但随后按下了暂停键,到今年6月末降至1076.34亿元。该行在2017年报中表示先后与微众银行、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唯品金融等合作。截至2019年6月末,天津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为1011.7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9.9%。该行表示,主要是由于采用助贷、联合贷款模式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及电商平台加强合作,通过平台引流、切入消费场景等方式实现批量获客,本行独立风控审批,大力发展个人在线消费贷款业务。2019年三季度末,西安银行个人消费贷款218.7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9.2%。其招股书中披露,个人消费贷款大幅上升的原因是“与优质大型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展小额线上消费贷款业务”,该行与蚂蚁金服合作开展支付宝“借呗”线上贷款,人数近100万人。南京银行与度小满金融在2018年达成战略合作,南京银行为度小满金融提供三年100亿元授信额度,在金融科技、普惠金融、消费金融等合作。而这些业务的关键,在于风控。而今,这一风险正在外溢。“整治大数据爬虫是第一波,清查违规数据来源是第二波,调查APP个人隐私数据获取是第三波。”一位大数据机构人士表示,监管和警方已经连续对“大数据”应用进行了排查。特别是,大数据“爬虫”整顿已有时日,涉及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对各家合作的大数据公司都产生了影响。“而且影响很大,尤其是非持牌机构。”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当前银行对大数据风控很严,已经停掉了部分大数据合作。警方、监管对大数据行业整治,各行内部也需自查和第三方数据平台的合作方情况。“数据的采集、使用和保存,目前其法律边界尚比较模糊,但这与没有主体对助贷机构的监管负责有较大关系。”一位华东助贷机构负责人坦陈。大数据的边界在哪里?华东某城商行人士表示,目前合作的大数据合作方,采用爬虫技术的只剩一家,标准就是公开信息。目前主要爬取的是法院公开信息,经评估后认为合规合法,合作暂时不受影响。11月12日,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争取再有一段时间完成网络借贷的整治任务,对427家在运营的机构,在年底之前每家都完成分类处置的路径。对能力强、有金融科技基础的机构让其逐步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个别符合条件的可以转为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

近日,一家地方法院的司法判决直指“助贷”模式,引起行业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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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裁定,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平安担保公司)、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平安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为涉嫌经济犯罪。

日前,广西地区资产规模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桂林银行”)发布了两条人事公告,公告称该行董事长王能辞任,在新任董事长到任之前,暂由副董事长吴东代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

11月8日,平安担保公司发布声明,否认上述指控。法院判决中“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观点与实际业务完全不符,该司未收到任何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通知,未进入任何刑事调查程序。平安担保公司、平安小贷公司的业务基本模式为小贷公司提供借款,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不存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

桂林银行方面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表示“王能董事长调离是正常的人士调动”,经她确认,王能系调任广西北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西北部湾银行”)。

该案受到关注,在于触及当前万亿规模的互联网贷款的核心业务模式——“助贷”。

资料显示,桂林银行成立于1997年,原为桂林市商业银行,2010年11月更为现名,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王能自2006年调入桂林商业银行任该行董事长一职,至今已有13载。

特别是2017年后,监管要求表内、外融资合并计算杠杆,制约了持有互联网小贷牌照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承揽借贷的能力,使其转向与银行、信托等机构联合放贷。

今年6月,该行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启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准备工作的议案》,被外界视为正式开启上市进程。事实上,早在四年前桂林银行就开始涉足资本市场,2015年8月,该行曾公告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然而到了2016年6月,该行决定暂停新三板挂牌,将IPO目光投向主板。而就在9月末,该行已完成第六轮增资扩股,总股本扩至50亿元,为上市过渡期充实了资本。

11月9日,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北对记者表示,“目前据我所知徐州警方并没有立案,这个案子也明显没有证据证明涉及套路贷。”放款人是平安小贷,担保人是平安担保,属于持牌机构,没有超经营范围。利率虽高了一点,但是也没踩36%的“红线”。“我们应该静待进一步消息,而不是那么快下结论。”

对于IPO方面的情况,桂林银行方面表示:“不便接受采访”。

“小贷 担保”放贷路径

近年来,桂林银行业务规模大幅扩张,截至2019年9月末,桂林银行合并报表口径下资产规模已达2842.27亿元。不过,在快速扩张同时,桂林银行资产质量也在面临下行压力。受不良贷款余额增长影响,桂林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9月末已落至143.45%。

江苏徐州中院的裁决,揭开了“助贷”业务的模式。

另外,在消费金融业务蓬勃发展的当下,桂林银行还与微众银行、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展了联合放贷业务。不过,目前监管对联合放贷的监管并不明确。一旦监管收紧联合贷款,无疑影响巨大。

四年前,2015年9月21日,平安小贷公司与江苏省沛县人李某签订个人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4万元,借款期限24个月,贷款按月结息,月利率为0.70%。

针对王能辞任董事长对桂林银行的IPO影响、IPO进展情况、增收不增利、未来转型规划、资产质量下滑原因及应对措施、与互联网金融平台联合放贷的情况以及未来转型规划等问题,《商学院》记者向桂林银行方面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同日,平安小贷公司与李某、平安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平安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原董事长“另赴新职”,桂林银行已启动IPO计划

其中,《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费用总计3.108万元,包括:前期服务费4200元,在放款前一次性支付;担保费6720元,按月支付,每月280元;管理费20160元,按月支付,每月840元,担保费、管理费在还款日同贷款本息一起支付。另约定滞纳金、追偿费用的计算方法等。

王能原为桂林银行董事长,曾掌舵桂林银行长达13年。根据广西北部湾银行官网10月25日发布的公告,王能此去系调任该行任党委委员、副书记,并被提名为该行副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全面工作。广西北部湾银行为广西本地另外一家法人银行,资料显示,北部湾银行在原南宁市商业银行基础上改制设立,2008年10月挂牌,是广西当地唯一一家省级城商行。截至6月末,该行总资产已超过2000亿元。

当日,李某根据平安小贷公司的要求,向平安担保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意委托第三方支付机构——深圳快付通从李某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扣划款项。划扣款项包括:李某依借款合同约定向平安小贷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各期还款额、各项手续费、罚息、复利、滞纳金以及其他任何费用)以及依保证合同约定向平安担保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前期服务费、担保费、管理费、滞纳金、代偿款项以及其他任何费用)。

据桂林银行官网信息显示,9月末,随着最后一笔股份认购资金到位,桂林银行第六轮增资扩股收官,其总股本扩至50亿元,为上市过渡期充实了资本。

合同签订一周后的9月28日,付款方户名为“深圳市信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记者注:根据工商资料,信安小贷后更名为平安小贷公司)向李某在建行开设的账户汇入小额贷款13.58万元。也即,直接扣除了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李某应当平安担保公司支付的前期服务费4200元。

桂林银行此轮增资扩股工作始于2017年,其股东莱茵生物(002166.SZ)2017年6月28日曾在增资扩股公告中提到,桂林银行进行新一轮定向募股工作是为了进一步充实资本,完善股权结构,稳步推进上市工作。

后来,该笔贷款出现逾期。李某下落不明,余款逾期至今未还。平安担保公司依据《保证合同》约定,于2016年5月19日代李某向平安小贷公司偿还了未支付的借款本息126976.47元。

资料来源:莱茵生物2017年《关于参与桂林银行2017年定向增资扩股的公告》

2019年2月,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裁定,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平安担保有限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驳回原告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

对于此次增资扩股,时任董事长王能十分重视。2017年9月,王能在该行某次内部会议上强调,要紧盯上市目标,夯实资本基础,加快完成第六轮增资扩股工作,将总股本扩至50亿股,为上市过渡期储备资本。

沛县法院的裁定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资料来源:桂林银行官网

再后,平安担保不服一审裁定,向江苏省徐州中院提起上诉。

据悉,就在增资扩股全部完成前夕,2019年6月21日,桂林银行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包括《关于启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准备工作的议案》在内的多项议案。这在外界看来,该行正式开启了上市进程。

平安担保在二审上诉中辩称,收取前期服务费有合同依据,实际上该公司也提供了贷款服务,一审法院引用的相关法律规定显然不适用本案。

实际上,对于登陆资本市场,桂林银行早有布局。早在2015年,该行就开始了登陆新三板的筹备工作:当年三季度,该行集中开展对自然人、非自然人股东股份的现场确权工作,并于年底进行补确权。

2019年10月28日,徐州中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审判长单德水裁定,上诉人平安担保公司与案外人平安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然而,到了2016年6月24日,桂林银行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桂林银行关于暂停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适时启动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的议案》,正式决定暂停新三板挂牌并适时启动主板IPO。

触及助贷模式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桂林银行资产总额突破2800亿元大关,达2832.63亿元,较年初增长6%,牢牢保持着广西资产规模最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位置。

该判决一经发布,在小贷行业引起广泛热议。

增收不增利

原因在于,案件中所涉及的“助贷”模式在行业中广泛存在。

从近几年财报来看,桂林银行近年来盈利水平保持稳定增长,2016年至2018年,桂林银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1.12亿元、48.45亿元、57.54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0.29亿元、12.86亿元、15.03亿元。而2018年桂林银行合并口径下的营业收入达到65.29亿元,较上年的55.44亿元增长17.77%;归母净利润达到15.49亿元,较上年的13.43亿元增长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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